上世紀80年代的生態運動，直接挑戰傳統發展觀，并從哲學上對傳統發展觀進行了理性反思與批判，催生與推動了新發展觀的形成，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建構，就是對這一時代要求的充分回應。

本世紀最初的十來年，陜西省北部、毛烏素沙漠與黃土高原過渡地帶的生態脆弱和欠發展的榆陽區，進行了探索生態發展的“榆陽實踐”，并隨著新時代的到來，開啟和形成了唯一的西部地區改革試點“榆陽模式”，其由于實施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等系列改革、統籌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成果顯著，成為全國首批先進典型。從“榆陽實踐”到新時代“榆陽模式”的生成邏輯可以看出，榆陽以文化生態視角開掘出了“榆陽模式”的特質與啟示。

“榆陽模式”體現了從一種歷史自覺與時代實踐，到一種文化自覺和價值觀的重塑

榆陽區地處毛烏素沙漠與陜北黃土高原過度地帶，屬典型的生態脆弱區。榆陽人最先體會到了忽視自然的態度及做法帶來的惡果，是早期“治沙治土”到以水土保持為主工程的代表。但即使如此，榆陽人仍頻繁遭受自然災害、生態群落結構不穩定、生態效益低下的困擾。

從2010年9月起，榆陽區委、區政府新班子就任后，通過深入基層走訪調研與查閱資料，深刻反思以往的發展思維與方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榆陽實踐”步伐邁出之際，已經先于有關部門政策的出臺了。2013年9月，榆陽區啟動趙家峁村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從一個村起步，因地制宜、全域推進，榆陽區最終探索出三條路徑，形成“榆陽模式”，走向全國。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在發給榆陽區的邀請函中曾寫道：“榆陽區作為第二批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單位，改革思路清晰、措施得力、成效突出，取得的經驗具有一定的借鑒推廣價值……”

從文化生態視角來看，“榆陽模式”啟示我們：區域發展要更加注重生態文明與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的緊密聯系，堅持生態惠民、生態利民、生態為民，重點解決損害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保障人民群眾的生態權益，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這種新價值觀，汲取了社會主義的文化價值觀，以集體主義為核心內容，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奉獻以及人類對自然的可接受性關系等，在人與自然關系上，把個人、家庭、社會、民族、國際、社區乃至整個宇宙，都視為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內容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榆陽模式”的形成邏輯在于：不僅僅是刻意對傳統優秀文化的存留，更是對黃土文化與游牧文化特性及融合價值的再評估，其終極指向是現代化背景下的鄉村振興、區域協同發展與共同富裕

榆林處于游牧文化和黃土文化的過渡地帶，農耕文明的“勤勞質樸、崇禮親仁”，與游牧文明的“熱烈奔放、勇猛剛健”，在不斷的沖突碰撞與民族融合中，熔鑄成一個特色鮮明的文化生態系統。榆陽所在黃土高原上的文化，承載著一種最深沉的價值追求，隨時代的發展和生活的需要，更加凸顯其中華文明的特質，也彰顯了其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主體性，其歷史、文化價值重大。

“榆陽模式”通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由點帶面，建立起“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現代農村產權關系，構建農村集體經濟和家庭承包經營的利益共同體，把貧困戶全部納入合作社，變單家獨戶脫貧為抱團發展脫貧，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扶貧，特別是戶族代表制在產權制度改革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這也證明，那種鄉村生活中祖祖輩輩攜帶的集體記憶，面對村落凋敝、農民貧困的處境，讓村民們生發起了對家鄉文化的認同與自信，從而走向尋求自我發展之路。這種情理與法理融合下的公私協力、利益與情感共同體建設的價值訴求，充分反映了“榆陽模式”在新時代具有其特殊重要性、組織功能性和底色獨特性。其形成邏輯在于，不僅是刻意對傳統文化的存留，更是對黃土文化與游牧文化特性及融合價值的再評估，其終極指向是現代化背景下的鄉村振興、區域協同發展與共同富裕。

“榆陽模式”揭示了經濟與文化必須同步發展，良性的文化生態秩序，是驅動一個區域協同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眾所周知，經濟的高速發展與環境保護、生態平衡之間，存在不可忽視的矛盾。前些年我國東南沿海的經濟發展中，部分地區忽略文化建設和文化生態問題，過分強調區域產業功能和經濟結構布局，忽略社會結構統籌，陷入了文化沙漠和可持續發展的瓶頸。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以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立新的社會文化實踐范式，以文化聯通注入合作新模式，以文化發展創造經濟新模式，以文化生態穩定事業新模式。

榆陽區自啟動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試點建設工作以來，堅持因地制宜、守正創新，制定“123567”工作法，打造19個實踐所、317個實踐站、31個示范站，掛牌建設40個“新時代文明實踐基地”，組建志愿服務隊596支，深入開展“微講堂”“幫幫團”等“五個一”行動，重點實施“百千萬”工程，累計開展各類文明實踐活動1430余場，切實做到群眾在哪里，文明實踐就延伸到哪里，著力打通宣傳群眾、教育群眾、引導群眾、服務群眾“最后一公里”。“榆陽模式”啟示我們，評估一個區域的文化生態，經濟與文化必須同步發展，文化生態內部各種文化形態之間，也存在著一個結構平衡，應該搞好宏觀調控和指導，避免文化產業布局結構趨同，避免一哄而上地進行“產業鏈升級”。

綜上所述，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生態文明建設推動發展轉型，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重大創新，引發了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牽引了這一理念在波瀾壯闊的大國實踐中的不斷升華，拓展和豐富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推動我們的制度設計與價值目標開始了新的巨大變化。

當今世界，由于疫情的暴發，讓我們再次重新思考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人與人的關系。事實證明，實現鄉村振興、共同富裕，需要新的文化價值觀的重塑與驅動，其標志性的變化，就是鄉村自治下的新型集體經濟，榆陽模式提供了較好的樣本。它的實踐與理論價值在于，一是對新文化及發展價值觀的重塑;二是對傳統優秀文化的留存傳承與對地域主流文化融合特性的再評估;三是在對經濟與文化平衡、文化生態平衡等現代性邏輯超越中，呈現出了在新時代特有的啟示意義。(石杰)

關鍵詞： 榆陽模式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鄉村振興 游牧文化